高一臥病月餘，立志當科學家
今天很榮幸被邀請到這兒來談「我的學思歷程」。我跟在座的同學有一點很不一樣的是，我成長的時候是在變動的時代裡，剛上小學就因為盟軍的轟炸而整整躲了兩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看到整個世界的變遷，如台灣的光復、大陸的淪陷。不過在我年經的歲月裡，就讀台大前有一件事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我在高一時曾經病了一陣子，醫生說我一個月不能上學，倒在病床上休養，每天思考初中這三年過的生活
，以及在書本上學到的事情，很多小說的描寫跟社會的變遷有關，也看到如甘地等偉人的傳記。
不過高中以前常在床上想的是，
小時候做過各種各樣瘋狂的事，喜歡打球就拚命的打乒乓、打棒球、打網球，也參加樂隊、參加壁報比賽，好像生命是無限的，喜歡做的事都能做，但是高一生的那場病使我深深的體會到，人的生命並不是無限的，若要過有意義的生活，就必須好好規劃。所以一個月的臥病在床，讓我大徹大悟，使我暸解到應該好好珍惜生命，希望人生過的有意義。
當然我所謂有意義的人生．除了要過得快樂以外，更要為人群生計做出貢獻。
臥病床上的那一個月．我想到我的將來，我很喜歡科學，希望自己將來成為科學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科學和民主的風浪很大，心裡也想著以科學救國，希望國家富強康樂，
這也許是我能做到的。所以經過高一的那場病以後，我下定決心，要把握自己的生命，而不讓學校的教育擺佈我的生命，更不讓它擺佈我的生活。所以我在一九五
九年，被保送台灣大學的時候，確實是滿懷著理想，我並不是想成為很有名的人或是很偉大的人，只希望自己能過理想的生活，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服務人群報效社會。
選擇化工系，算是很好的妥協
談到被保送台大化工系，唸化工系是有幾個原因的：我父親是一個藝術家，小時候想學畫，看到父親作畫自己也拿著一張紙在旁邊想要跟著畫。父親總是說不要學我的行業，
養不活一家人的，那時候台灣的生活很苦。
你大概也聽過另一位畫家廖繼春跟他的兒子說:「沒有任何一個男孩子將來可以作畫家過活。」他也跟他的女兒說:「將來不能嫁給畫家。」
你大概也聽過林懷民先生談到，他小時候想學跳舞，他父親說這是一個乞丐的行業，將來若是當了乞丐不要來找我。因為那個時候生活太苦了，尤其是當老師，家裡面人口多的話，是不容易養活一家人的。
所以父親希望我念醫學院，但是我沒有接受父親的意見，唸化工系可以說是一種妥協，一方面學工程總比學理科好。另一方面小學六年級看過一本『蘇聯的五年計畫故事』書裡面描寫工程師的偉大，怎麼樣把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很進步的工業國家。
這本書給我印象深刻，因此我想到化工系算是一個很好的妥協。
我到台大上課不到兩個月，一直惦記著想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也看到二號館三樓的化學系教授，每天晚上都在作研究。燈火通明好像整個台大舊址化學系的老師都在努力作研究工作，所以我就決定轉系。
轉系那天很有趣，我在外面打網球，忽然想到今天是禮拜六，如果在十二點以前我再不申請轉系的話，就沒有機會了。
看看手錶只剩三十分鐘，就拿著球拍滿頭大汗的跑到化學系辦公室找系主任說，「系主任，我想轉系。」他問我說:「你是哪一系的學生?」我說:「化工系。
」他說：「化工系如果唸不好，到化學系還是唸不好的。」我說:「不不不，我不是唸不好。」他問我說:「你化學考幾分?」我說．「這個學期應該是九十分。」他說:「不錯。我在教化學系跟化工系兩班，只有兩個學生考九十分。」他看著我問我叫什麼名字，然後翻開抽屜打開他的本子確定這個名字沒有錯。
那時候我一頭亂髮，滿頭大汗還拿著球拍的確不像是一個會唸書的人。他看著我就說:「如果這位考九十分的學生是你的話，大概沒什麼問題吧!」那一天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課，就是以後如果要去見系主任，你最好洗過澡穿一件乾淨的衣服去找他。
他們總說你們還年輕不必懂這些東西，後來才知道他們也不一定懂…
我那一年認識了很多朋友，寢室裡有中部來的、南部來的，見識到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家滿懷著各種不同的理想。
我認識一位化學系高我兩屆的學長，他叫張昭鼎，這件事很有趣，因為他弟弟張榮鼎跟我分在同一間宿舍，我就是經由他認識張昭鼎。知道他是學化學的，我又想轉化學系於是就問了他很多問題，
我告訴他我希望成為一個很好的化學家，問他如果好好唸書，是否真的就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化學家?他竟然說不會的、不可能的，於是很失望的問他:「為什麼
呢?」他說：「你知道二十世紀開始以後，原子物理的發展使我們真正能把握到微小粒子的變動，你如果要學化學是要學一些量子力學的;要學量子力學之類微小東西的話，
就要學光學方面的東西;要瞭解光現象的話，你還是要學一些熱力學、統計力學這一方面的東西;如果你要作實驗的話，也要學一些電磁學，這些都是化學系不教的。
你也要學一些電子。如果你要涉獵一些文獻的話，你還要通曉外文，這也都不是化學系在教的。所以即使你好好唸，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我跟他說：「我確實想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他說:「好啊，你就好好的自己來作一番努力。」
所以那一年暑假，我跟張昭鼎約定好不回家，拿一本熱力學的書兩個人輪流講，就這樣待在宿舍裡唸書。他唸得還好，原文書我則是邊看邊查字典。
一個暑假唸下來也還滿有心得的，這本書聽說在美國是研究生程度看的，還滿難的，
可是我們一個暑假下來也唸了大半本。我跟張昭鼎有時候碰到一些困難的問題，就請教化學系的老師，他們總說你們還年輕不必懂
這些東西，後來才知道他們也不一定懂。
張昭鼎曾說要學電磁學、電子學、外文等等，大二時我就下定決心一一的去作，白天到物理系聽電磁學，晚上唸電子學。同時那一年的晚上跟物理系鄭柏昆助教（他後來升任教授，才剛退休不久）;以及新竹中學學長鄭文逵、鄭江水，四個人一起輪講一本由蘇聯人寫的原子物理的書，
因為當時我很想暸解一些微小粒子的運動。一九五八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那一年我唸三年級，已經修了二年德文，但我還是決心學俄文。所以大學四年我很認真的學，想作一個很好的科學家，希望能為社會貢獻力量。
首次體驗實驗成功的快樂
那時候很多教授的研究是靠大四學生做的。
當時研究所才剛成立不久，研究生不多，因此大四學生也要作研究，所以我在尋找指導教授的時候，也是受到張昭鼎同學的影響，他說很多人喜歡跟有名的教授作，但名教授年紀都很大了，他們的思想不會很新，年輕的講師可能會有很多新的構想。
於是我就找了一位叫鄭華生的講師指導，他確實是很努力，他住新竹可是每天做實驗做到三更半夜，就在實驗室睡覺，常常一個禮拜都沒有回家。我們一起作實驗的時候，他說最近核
彈試爆發現很多放射性同位素，其中兩種同位素鋇跟鍶好像應該很早就分開，可是卻沒有很快分開，尤其是用電解的方式，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於是合作了一陣子的研究工作
。那時候我的思想以及學識很有限，曾經看過化學家除了用水溶液作實驗以外，有時候也把氨當作溶劑作研究，就是非水溶液的化學。那時候我就想可能鋇跟鍶被水分子包圍著，如果用酒精，因為酒精跟包圍的水分子作用不一樣，也許再用電解會分解得很快。
後來證明我做的實驗確實是很成功的。可是這小小的成功卻了給我很大的信心，研究只要全力以赴就會有結果。
大學四年，我除了作科學研究以外，也看了很多書，有些在當時還是禁書，像作家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巴金、魯迅的書，當然除了這些禁書以外，我也看了很多羅曼羅蘭寫的約翰克里司朵夫。
此外，也看一些政治經濟學基礎教材，有些硬的有些軟的，有些是形而上學的書，有些是歷史哲學的，的確看了很多書，所以大學這四年，雖然不能說自己有多大的學問，但是追求真理、努力探討、研究新東西的這種幹勁確實是非常充沛的。
發表第一篇論文…失望
我唸清華大學的時候，當時的原子科學研究所剛成立，我們是第四屆研究生，分為物理、化學跟核工三組。我跟另兩位同學在化學組，雖然我在化學組，但是我唸了很多與近代物理、核子物理有關的物理課，所以我也很喜歡物理，因此在清華的這幾年也唸了不少物理。不過到了研二的時候就要開始寫畢業論文，
那時候整個清大大概只有一位博士，因為沒有資深的老師而從海外邀請了一些學人，譬如從美國邀請一位學者來研究原子爐，從日本邀請一位學者來研究核化學，所以我就選擇了跟這位日本學者作研究。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因為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反日的情緒很高，尤其是從大陸來的人，
因為日本在大陸的南京大屠殺作了許多殘忍的事情，所以反日的情緒很高。日本在台灣還沒有作得那麼壞，但是在大陸在韓國作得很壞，所以日本教授在做我們論文指導的時候，有很多人還是不太高興的。不過我們至少要讓這位日本教授知道的是，台灣的學生絕不比日本的學生差。
所以我們很努力也有很好的表現，果然他來了一個月之後就到處說，台灣的學生比日本的好，而且好很多。我跟他作化學研究工作的時候，選擇的題目是「北投石的研究」因為北投石有很多放射性的同位素，北投石是不溶解在酸鹼裡面的，
你如果要把它熔解的話，要在高溫的白金鋼鍋裡面，用碳酸鈉先把它高溫熔在一起之後，才能溶在鹽酸裡面，所以這位濱口教授就在實驗室裡教我們如何先把北投石研成粉末。但是我記得會經在「定量與分析」這本書中看過，如果化合物裡面有鉛，
在白金鋼鍋裡面是不行的，因為鉛跟白金和在一超會變成合金，所以應該先把鉛分析出來，才能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站在旁邊跟這位日本教授說:「濱口教授你這麼做可能不對吧?應該要先把鉛析出來，也就是先放在鹽酸裡煮一天，析出硫酸鋇再作下一步實驗。」這位日本教授聽了很不高興，他老遠的從日本來指導這位學生，沒想到只上幾堂課，在實驗室裡教我們怎麼作實驗，眼前的小伙子馬上就告訴他說這樣做不對。他就不吭氣的在那裡花了三四天的功夫把這個分析的功夫做完，說這個硫酸鉛是百分之十七。
我看了一下這個白金鋼鍋，逭裡面有一圈是合金，而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後來我自己作，是百分之二十一他的百分之十七比我少了四個百分點，因為被白金吃掉了，變成一個圈，而這個白金鋼鍋也蹧蹋掉了。後來我寫我的碩士論文的時候，他已經回到日本，我寄到日本請他過目我的論文。他看了之後覺得我作得不錯應該發表在雜誌上，他就直接寄到一個雜誌社去發表。
但是等他登出來之後，我才發現他把我的百分之二十一改成百分之十七，這令我覺得非常失望，到現在為止還覺得自己第一篇發表在雜誌上的論文，它的數據是不對的，因為我的指導教授作實驗的方法不對，經過提醒之後他也不承認他的錯誤，逭確實是不好的。但是也讓我學到了一點：不管你將來成為多有名的教授，
還是要虛心的學習。
其實我在台灣的歲月裡，不論是在台大或是在清華作研究工作，情況都是相當辛苦的，因為我們從蒸餾水開始自備，很多藥劑、設備都要自己自備，常常晚上做到很晚，是繼續作呢?還是算了?反正作不出來?甚至週末吃過飯之後，
要選擇繼續作呢?還是去看電影?每次遇到這種時候我還是選擇繼續堅持下去，在這樣困難的環境裡奮鬥的確是有好處的。
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時候，一九六一一年當時柏克萊大學是學運鬧得最厲害的地方，他們主張言論自由並舉行很龐大的示威活動。當時我以一個外國學生的身分來看柏克萊的學生，為了理想而奮門的精神的確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們為了理想為了正義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來參加這些活動，當然對我這個科學家來講，最好的事情是離開台灣，來到這沒有親戚、朋友的地方，只有我跟未婚妻兩個人在柏克萊，突然發現所有的時間都可以拿來做實驗，
這真是以前所沒有想像到的，以前在新竹在台北總有一些朋友來找你聊天，或是有一些婚喪喜慶的場面要參加。但是到加州大學的這幾年，才覺得自己是真正屬於實驗室，而不屬於社會的人。並在實驗室真正看到懂科學的人，許多教授真的是對學問懷著非常大的熱忱，
真的想走入未知的世界找些新的東西。所以我在柏克萊的那幾年的確是如魚得水一般，因為從柏克萊到現在為止，我相信一個人會一直堅持的東西，才是他真正要的東西，也才學得最快，所以他們堅信為了研究而學。所以我在柏克萊為了做研究而到機械工廠去學車床，關於電子方面的技術學了不少。
那一陣子我因為剛從台灣到美國，所以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還很不習慣，例如我第一次實驗需用化學試劑，為了省十五塊美金，我花了一個週末的時間在實驗室用很繁複的手續把它做出來。祲拜一拿到教室教授看了覺得非常不可思讓，
我告訴他：「我在清華當研究生的時候，一個月拿的薪水就是這十五塊美金。所以一個週末我可以實你省十五塊美金，這不是很好嗎?」教授馬上就拍著我的肩膀踉我說:「我有很多錢，不要為我省這十五塊錢。」
做學問完全要靠自己
剛到美國的時候聽說化學界有四位很傑出的年輕人，其中一位在柏克萊，於是我在找指導教授的時候，決定要找這位教授做研究。可是他當時已經收了很多學生，
所以不鼓助我跟他做，於是我找了另一位MANHAN教授做，他曾寫過大學普通化學課本，跟他一起做研究確實是很不一樣，他給我一個題目之後，第一個月我還常常回到辦公室問他這個問題是這麼解決嗎?怎樣做比較好?他老是說：「遠哲，如果我知道的話，
早就解決了!我知道的話，為什麼要讓你來做呢?你自己想想吧:」所以我頭一個月很不習慣，問他什麼他都說不知道，我總覺得這個教授什麼都不懂似的。
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徹悟，第一次是在中學生了一場大病之後，第二次則是在跟了這
位教授做了一個多月的實驗之後，我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是可依靠的，除了家裡的老婆以外，作學問完全是要靠自己解決。當然後來我也知道，當一個人做的研究工作是到世界的最前緣時，即將由已知走入未知的世界時，他的確是不曉得。所以我後來也在想，你如果跟一位老師做研究，你問了很多問題老師都說:「我怎麼曉得?」你要好好問清楚自己，這個老師是人懶惰，
所以什麼都不知道嗎?還是他的知識已經推到人類的最前緣，他知道什麼事情是知道的，什麼事惜是不知道的，而這些老師是好的老師。如果一個老師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叫你明天做這個，後天做那個，下個禮拜做這個，好像把你當他的兩隻手來用似的，那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的指導教授。我跟他做了兩年多研究，解決了一些問題，有些事情原先的構想並不對，我們找到了新的實驗方法，兩年過去，
有一天他問我:「遠哲，你博士修完之後，
想做什麼?」我覺得跟他這兩年當中也沒學到什麼，博士論文只有七十多頁，都是一些靠自己摸索出來的東西，他只是簽個名就讓我拿到博士學位，於是想繼續留下來做一些博士後的研究。
在博士後的研究工作當中，我倒是學了不少東西，接觸了很多新的儀器、設備，好像轟轟烈烈的做了一陣子的研究工作。MANHAN教授從英國度假回來之後，我告訴他我還是想繼續到別的地方去做博士後的研究，他便鼓勵我說:「當初你不是想跟HERSHWARD教授做研究嗎?他現在已經到哈佛大學去了，你何不到哈佛大學去找他繼續做博士後的研究工作呢?」因此我便決定繼續到哈佛大學做研究。
這個儀器可能只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才做得出來
我到哈佛大學之後，才發現MANHAN教授常說的一句話:「我怎麼曉得?如果我知道的話早就解決啦!」使我面對所有的問題都想好好的探求，好好的解決，對我的將來的確是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到HERSHWARD教授的實驗室之後，看到他以前很多的學生，都是從柏克萊轉過去的很多學生，好像這幾年之內也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因為老師什麼都知道，如果老師什麼都知道的話，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問老師，老師知道該怎麼做，而做出來的結果老師一下子就看出問題的關鍵在那裡，所以學生不必要知道得大多。
所以找到了哈佛大學之前，我也以為MANHAN教授沒有教我什麼，但是到了哈佛大學開始了研究工作之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學的東西要比他們多。不但在實驗的技巧上，而且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一到哈佛大學，HERSHWARD教授就說:「我們一直想用分子數的方法，暸解很多反應，但是我做了這麼多年，只能用鹼金屬作，總不能突破。
你在柏克萊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工作，也許你有辦法解決這個困難。」
我回答HERSHWARD教授說:「好啊!我就做。」那一陣子，很有趣的，HERSHWARD教授指定了三位研究生跟我一起做，有一位研究生從早上八點鐘跟我做到十二點鐘，十二點鐘我開始設計新的設備，儀器，想做一些真的是沒有人做過的研究。晚上吃飽飯以後再看早上做的同學做得怎麼樣，就這樣非常忙碌的過了一陣子。那個時候我計劃跟HERSHWARD教授做一年半，與跟MANHAN教授做一年半的博士後研究加起來是三年，我覺得這樣也許夠了。
因為當時我做的儀器很複雜，如果想在一年半做完研究的話，這個儀器一定要在一年之內做好，才能有半年的時間做實嶮，才會有些結果。不然做了一半離開，這是不行的。所以那一陣子，我就花一個月的時間，把要做的儀器大致的情形都設計好了，拿給HERSHWARD教授看說我想作這樣一個儀器。他看了半天總是看不懂，因為這個儀器很複雜。他們常常說這個儀器可能只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才能做得出來。很興奮的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事情，在哈佛大學的這一年半的時間裡面，我很努力的作研究，在外面跟很多學生作了不同的研究也設計了一些新的儀器。
到了一年半快結束的時候，我跟HERSHWARD教授說我已經可以離開，開始獨當一面的做研究工作，找一份教職。但是HERSHWARD教授不讓我走，他說：「你做得這麼好不應該從助教授開始，你應該是從有永久職位的副教授開始。」所以他要我再留一年，再開始找永久的副教授一職。
但是實驗室的其他人覺得這樣不對，我應該從助教授開始好好的做，這樣可能對自己比較好。
二年內從助教授升為正教授
HERSHWARD教授仍然沒有介紹教職給我，到了三月的某一天，我跟MANHAN教授說:「HERSHWARD教授好像不喜歡我離開他，他也不介紹那個學校在找人。」
MANHAN教授說:「我聽說科羅拉多的Boulder大學好像在找人，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去試試看。」所以我就到Bouler大學去，三月已經很晚了，可是真的還有一個教職缺，並接受我的求職。在我幾乎要到Boulder大學的時候，就接到芝加哥大學打來的電話，說他們也在找人問我是否有興趣。我到芝加哥大學看了之後，
就決定到這所大學去。
在芝加哥大學的這兩年，因為我過去幾年做的博士後的研究，都是一些有創見、有創新的東西，因此倒是有很大的自信心。在做了兩年的研究工作以後，第二年的夏天有CONFERENCE，我被邀演講，因為我的實驗室做出很多別人想做卻做不出來的事，所以有人曾問我說:「遠哲，晚上你在街上走路，難道你不怕嗎?」我起初也不暸解這是什麼意思，他說:「很多在同一個領域競爭的人，快要因此而失去他們的職業了。
很多人以為做了好幾年已經可以升副教授，但是跟你的工作一比，可能他們升不到副教授就要離開學校了。
所以你晚上出去走路還是小心一點的好。」他這麼一說，我才想到很多東西是相對的，不過那一年我在那個研討會上有三次演講的機會，講了三種不一樣的東西，倒是非常轟動。
所以那個會開完之後，很多教授就說很不公平，說李遠哲為什麼還是助教授?學校就馬上把我升等為副教授，再過一年就把我升為正教授。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在美國的社會裡面，我從來不斤斤計較這些東西，反而是別人一直在說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
不過我在芝加哥總覺得那裡的氣候太冷，冬天常下大雪，出門要把車子從雪裡頭鏟出來，有時引擎還發不動，害得我得跑著去上課，常摔得頭上很多污泥到課堂上課。這時剛好加州的柏克萊大學問我有無意願回去任教，我就答應了，於是又回到風光明媚的加州。
真的拿了諾貝爾獎!
也許是那一陣子我要離開芝加哥大學的時候，有一位西北大學的教授會經提到過在芝加哥大學有一位年經的教授做得很不錯的，說他要回到柏克萊大學。有一位就問西北大學為什麼不請我去呢?其中有一位教授還說，他可能以後會得諾貝爾獎的。
其實我並不曉得這麼一回事，但因為他這麼一句話，就有傳言傳回台灣，我母親聽到了這個消息說，她那個很愛打球很愛玩的小孩，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我跟我母親說:「不會的，不可能的，不會有這種事的。」所以我每次回來的時候她都問我說:「你為什麼還沒有得諾貝爾獎?」我就說:「這種事情是別人說著玩的，你怎麼把它當真呢?」我記得一九八五年我回來的時候，還告訴我母親說:「要得諾貝爾獎是不太可能的。做研究最大的樂趣在於發現新的東西，尤其是跟學生在一起做實驗，知道這是世界上沒有人作，只有我們在做，那種感覺是很高興的。」但是沒想到第二年我竟然真的拿了諾貝爾獎，我母親還很不高興的跟我說:「我去年問你的時候，你還說不可能，
為什麼今年就拿到了呢?」我就說:「我怎麼曉得?我是真的不曉得的。」其實那個時候也有很多人問我說是不是步步為營，要成為一個很有名的科學家，或拿諾貝爾獎呢?沒有這回事，我真的希望能做一個很好的科學家，然後為人群社會做一點事。當然我年輕的時候經過高一的大徹大悟，倒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在高中的時候把這個個人英雄主義都洗得非常乾淨，大家合作努力攜手邁進，這些想法倒是很徹底的。到台大的時候除了希望能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之外，還希望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好好努力改造我們的社會，這些想法到目前為止還是非常深刻的。
在戰亂中誕生，對社會、國家或整個人類的將來，有較深刻的思索，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談到這裡，如果回想起這輩子自己曾經走過的路，可以做一些總結。
第一是，我是在戰亂中誕生的。
社會的變遷使我非常早熟，對於社會、國家或整個人類的將來，確實有比較深刻的思索，到現在也沒有什麼兩樣。另外，我年輕的時候不太暸解到父母親對我的幫助有多大，但是年紀愈大歷經許多世事之後，
再回想到年邁的父母，其實他們為子女所做的貢獻跟榜樣，確實對我產生很深遠的影響。我從來沒有看到我父親懶散過，他真的很努力。我非常努力做事，但比起我父親來講我想我還沒有他那麼努力，我還是比較貪玩，他喜歡動手做些創造的工作，對我後來的影響是很深的。也想到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打少棒、乒乓球比賽，我都參加過全省的比賽，還代表新竹縣拿過全省第一。
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因為盟軍的轟炸而沒有上課，可是到了三四年級我就很努力的學了國語、台語，以前我只學了日語，因此那時候也學了很多東西;到了五六年級的時候又忙著打球，所以在美國的時候有人問起:「李教授你的表現很不錯，你的小學教育一定是很好。」我說沒有錯，小學沒唸書的兩年是在山上農村過的生活，我想我小學過得最有意義的可能就是這兩年了。
後來在打少棒或打乒乓比賽的時候，鍛練了很好的身體，跟大家團隊合作做的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現在努力推動教育改革，我一直說我們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太重，是全世界量重的，其實這是沒有用的。就舉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我小學真正在唸書的只有兩年，但是學到一些精緻的東西就已經夠了。不過我一直覺得如果沒有經歷過高中那一場大病，使我大徹大悟人生要過得有意義的話，我想直到高中我還是瘋狂的打球，成績或許還不錯，但人生就不會過得這麼紮實而有意義。後來在大學的這幾年，我點點滴滴努力學習的好像化學物理學程這樣的東西，也是因為受到張昭鼎學長的刺激和鼓肋，及其他師長如物理系鄭柏昆教授的一些鼓勵，大家一起奮鬥更是學了很多東西。
培養許多傑出科學家…特別是女科學家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你覺得最驕傲的是什麼?我覺得最驕傲的並不是得過什麼獎，而是我培養出不少傑出的下一代的科學家。你如果到美國比較有名的大學，像加州理工學院、柏克萊大學、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都有我的學生，他們在化學物理領域都表現得不錯，特別是女科學家。
我成為化學科學家，多多少少受到居禮夫人的影響，所以找也一直相信凡是男生能做的女生都能做，有時候還作得更好．所以我的實驗室培養出很多表現不錯的女科學家。因此我還有一點可以踉美國的物理化學教授比的是，誰的實驗室堷養的女教授最多，這點我覺得很驕傲。目前世界各地如歐洲、日本、大陸都有很多人在我的實驗室作過研究。
不過我一生中覺得最高興的是，跟學生一起享受研究與發現的樂趣。在實驗室裡面工作，大家都很努力、很辛苦，其實說辛苦也不完全對，實驗室裡在進行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我們研究組的人因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大家都眼睜睜的在看，我們所做的事正往未知的世界裡一步一步前進。學生們也覺得興奮，知道他們所做的研究工作正受到世人的注目。曾有一位挪威來的教授，在離開之後的一個聖誕節寫信給我，說他在柏克萊大學的這幾年，非常感謝我的是，我讓他有機會跟同學在一起享受研究科學的樂趣。
我們常常做實驗作到深更半夜，有時候禮拜六禮拜天也在作研究工作，並不是我們有工作狂，即使是熱愛打棒球如我，還是覺得在實驗室裡所發現的樂趣要比在外面打棒球來得大，也就是這股對科學的熱忱讓我們努力下來。但是相反的我也會告訴這些學科學的人。
如果你對科學沒有很大的熱忱，那麼這將是你很大的負擔。你如果作科學研究只是想成名或得到什麼獎的話，我想大半是不會成功的。大半成功的人都是對科學真正有熱忱的人。
從學術界投入社會服務
在美國的這幾年，我除了在學術界有很多接觸以外，當然到後來慢慢的走到社會上，作了很多科學政策，科學教育有關的工作，在美國能源部部長的顧問會裡面，或者是加州理工學院的董事會或很多加州的其他會議裡面，我不但很努力的做出一些貢獻，也學了不少事，也瞭解到很多美國社會裡面奇奇怪怪的東西。
在我結束我的談話之前，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有趣的小故事，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的實驗室裡面有一天接到白宮的電話:「李教授，雷根總統希望在林肯紀念日能夠邀請一些科學家以及工程師一起吃午餐，你來嗎?」因為還未曾有機會到白宮去看看，所以我便答應了。那天我就一個人搭飛機到華盛頓白宮趕吃午餐。進到了白宮之後就被安排到一個座位，坐在我左邊的是一位MICHAELDEVER，當時我真的很無知，竟然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後來我才曉得這個人是掌管白宮一切家務事的chiefstaff。
他請我坐下來之後，我看到雷根總統坐在隔壁的桌子，他就開始問．「李教授，你從那裡來的?」我就說是從柏克萊加州大學來的。我講這幾個字的時候好像不是那麼理直氣壯，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雷根總統在加州當州長的時候，曾經說他一定不會到柏克萊人民共和國來，因為他總把學生的示威遊行運動當作是一種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雷根總統很會說話，他那天講了很多讓大家心裡覺得很溫暖的話，並在離席前表示：「你們以為我作總統，國家的很多事情都是我在掌管的。但是你們一定不曉得，我每天一覺醒來我的助理就給我一張行程表，每十五分鐘都有事倩要做。現在是兩點鐘，我要去見童子軍，大家再見!」他的助理MICHAEL DEVER就一直笑，之後他還講了很多有趣的事，今天我在這裡就不多作描述了。
長江後浪推前浪，希望同學們再接再勵!
我後來在美國作社會服務的工作時，也曾經碰到一些問題的。聯邦政府希望我作學界的代表為政府做一些事，我在能源部擔任顧問的時候，有一些會是跟原子彈有關的。
但是我不願意參與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參加成員要先通過他們的安全調查，我是通過了沒問題。
但是我在簽約的時候看到，我出入美國的邊國界就會很不方便，因此我沒有簽。所以能源部部長會議的時候，每次到了第二天下午談到核子武器的時候，我就去參觀博物館，所以那一陣子我是看了華盛頓很多博物館。過了幾年後，布希當選總統，一直要我擔任總統任命的職務。
我說總統任命的職務如果是專職的話，我不幹;如果是在加州大學當教授，每個月去兩趟華盛頓，我願意考慮。後來他們做過調查知到我常常到台灣來，所以就問起我的loyalty在那裡?你是效忠美國還是效忠台灣?當他們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拒絕了他們，我說再過兩年我就回台灣去了。
後來我真的是放棄了美國的國籍，回到台灣來。這輩子我已經過了一大半，如果回想這一年子，我並不後悔，但是我也覺得年輕時的理想，希望能為社會為人群作些貢獻，覺得做出的貢獻倒是不多。
今後盼望的就是，能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改造我們的社會，希望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這也是我現在跟很多人在一起努力的，這也是我為什麼做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
人的生命是很短暫的，長江後浪推前浪，看到年輕的各位，我希望年輕的同學們再接再勵，能夠把台灣變成美好的地方，能把整個地球變成沒有戰爭、沒有飢荒，大家都能夠安安樂樂生活的好地球。
我希望到了下個世紀，人類已經學會一起團結奮門而創造人類的新紀元。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到下個世紀中葉看到我們的地球確實變成一個地球村，大家學會互相幫助，已經不需要所謂的國防經費，你如果看到這個現象的話，請寫E-MAIL給我，我可能在宇宙的某個地方。謝謝各位!
(全文完)
今天很榮幸被邀請到這兒來談「我的學思歷程」。我跟在座的同學有一點很不一樣的是，我成長的時候是在變動的時代裡，剛上小學就因為盟軍的轟炸而整整躲了兩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我看到整個世界的變遷，如台灣的光復、大陸的淪陷。不過在我年經的歲月裡，就讀台大前有一件事是我一生的轉捩點;我在高一時曾經病了一陣子，醫生說我一個月不能上學，倒在病床上休養，每天思考初中這三年過的生活
，以及在書本上學到的事情，很多小說的描寫跟社會的變遷有關，也看到如甘地等偉人的傳記。
不過高中以前常在床上想的是，
小時候做過各種各樣瘋狂的事，喜歡打球就拚命的打乒乓、打棒球、打網球，也參加樂隊、參加壁報比賽，好像生命是無限的，喜歡做的事都能做，但是高一生的那場病使我深深的體會到，人的生命並不是無限的，若要過有意義的生活，就必須好好規劃。所以一個月的臥病在床，讓我大徹大悟，使我暸解到應該好好珍惜生命，希望人生過的有意義。
當然我所謂有意義的人生．除了要過得快樂以外，更要為人群生計做出貢獻。
臥病床上的那一個月．我想到我的將來，我很喜歡科學，希望自己將來成為科學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科學和民主的風浪很大，心裡也想著以科學救國，希望國家富強康樂，
這也許是我能做到的。所以經過高一的那場病以後，我下定決心，要把握自己的生命，而不讓學校的教育擺佈我的生命，更不讓它擺佈我的生活。所以我在一九五
九年，被保送台灣大學的時候，確實是滿懷著理想，我並不是想成為很有名的人或是很偉大的人，只希望自己能過理想的生活，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服務人群報效社會。
選擇化工系，算是很好的妥協
談到被保送台大化工系，唸化工系是有幾個原因的：我父親是一個藝術家，小時候想學畫，看到父親作畫自己也拿著一張紙在旁邊想要跟著畫。父親總是說不要學我的行業，
養不活一家人的，那時候台灣的生活很苦。
你大概也聽過另一位畫家廖繼春跟他的兒子說:「沒有任何一個男孩子將來可以作畫家過活。」他也跟他的女兒說:「將來不能嫁給畫家。」
你大概也聽過林懷民先生談到，他小時候想學跳舞，他父親說這是一個乞丐的行業，將來若是當了乞丐不要來找我。因為那個時候生活太苦了，尤其是當老師，家裡面人口多的話，是不容易養活一家人的。
所以父親希望我念醫學院，但是我沒有接受父親的意見，唸化工系可以說是一種妥協，一方面學工程總比學理科好。另一方面小學六年級看過一本『蘇聯的五年計畫故事』書裡面描寫工程師的偉大，怎麼樣把蘇聯從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很進步的工業國家。
這本書給我印象深刻，因此我想到化工系算是一個很好的妥協。
我到台大上課不到兩個月，一直惦記著想要成為一個科學家，也看到二號館三樓的化學系教授，每天晚上都在作研究。燈火通明好像整個台大舊址化學系的老師都在努力作研究工作，所以我就決定轉系。
轉系那天很有趣，我在外面打網球，忽然想到今天是禮拜六，如果在十二點以前我再不申請轉系的話，就沒有機會了。
看看手錶只剩三十分鐘，就拿著球拍滿頭大汗的跑到化學系辦公室找系主任說，「系主任，我想轉系。」他問我說:「你是哪一系的學生?」我說:「化工系。
」他說：「化工系如果唸不好，到化學系還是唸不好的。」我說:「不不不，我不是唸不好。」他問我說:「你化學考幾分?」我說．「這個學期應該是九十分。」他說:「不錯。我在教化學系跟化工系兩班，只有兩個學生考九十分。」他看著我問我叫什麼名字，然後翻開抽屜打開他的本子確定這個名字沒有錯。
那時候我一頭亂髮，滿頭大汗還拿著球拍的確不像是一個會唸書的人。他看著我就說:「如果這位考九十分的學生是你的話，大概沒什麼問題吧!」那一天我上了一堂很好的課，就是以後如果要去見系主任，你最好洗過澡穿一件乾淨的衣服去找他。
他們總說你們還年輕不必懂這些東西，後來才知道他們也不一定懂…
我那一年認識了很多朋友，寢室裡有中部來的、南部來的，見識到所謂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大家滿懷著各種不同的理想。
我認識一位化學系高我兩屆的學長，他叫張昭鼎，這件事很有趣，因為他弟弟張榮鼎跟我分在同一間宿舍，我就是經由他認識張昭鼎。知道他是學化學的，我又想轉化學系於是就問了他很多問題，
我告訴他我希望成為一個很好的化學家，問他如果好好唸書，是否真的就能成為一個很好的化學家?他竟然說不會的、不可能的，於是很失望的問他:「為什麼
呢?」他說：「你知道二十世紀開始以後，原子物理的發展使我們真正能把握到微小粒子的變動，你如果要學化學是要學一些量子力學的;要學量子力學之類微小東西的話，
就要學光學方面的東西;要瞭解光現象的話，你還是要學一些熱力學、統計力學這一方面的東西;如果你要作實驗的話，也要學一些電磁學，這些都是化學系不教的。
你也要學一些電子。如果你要涉獵一些文獻的話，你還要通曉外文，這也都不是化學系在教的。所以即使你好好唸，也不太可能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我跟他說：「我確實想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他說:「好啊，你就好好的自己來作一番努力。」
所以那一年暑假，我跟張昭鼎約定好不回家，拿一本熱力學的書兩個人輪流講，就這樣待在宿舍裡唸書。他唸得還好，原文書我則是邊看邊查字典。
一個暑假唸下來也還滿有心得的，這本書聽說在美國是研究生程度看的，還滿難的，
可是我們一個暑假下來也唸了大半本。我跟張昭鼎有時候碰到一些困難的問題，就請教化學系的老師，他們總說你們還年輕不必懂
這些東西，後來才知道他們也不一定懂。
張昭鼎曾說要學電磁學、電子學、外文等等，大二時我就下定決心一一的去作，白天到物理系聽電磁學，晚上唸電子學。同時那一年的晚上跟物理系鄭柏昆助教（他後來升任教授，才剛退休不久）;以及新竹中學學長鄭文逵、鄭江水，四個人一起輪講一本由蘇聯人寫的原子物理的書，
因為當時我很想暸解一些微小粒子的運動。一九五八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那一年我唸三年級，已經修了二年德文，但我還是決心學俄文。所以大學四年我很認真的學，想作一個很好的科學家，希望能為社會貢獻力量。
首次體驗實驗成功的快樂
那時候很多教授的研究是靠大四學生做的。
當時研究所才剛成立不久，研究生不多，因此大四學生也要作研究，所以我在尋找指導教授的時候，也是受到張昭鼎同學的影響，他說很多人喜歡跟有名的教授作，但名教授年紀都很大了，他們的思想不會很新，年輕的講師可能會有很多新的構想。
於是我就找了一位叫鄭華生的講師指導，他確實是很努力，他住新竹可是每天做實驗做到三更半夜，就在實驗室睡覺，常常一個禮拜都沒有回家。我們一起作實驗的時候，他說最近核
彈試爆發現很多放射性同位素，其中兩種同位素鋇跟鍶好像應該很早就分開，可是卻沒有很快分開，尤其是用電解的方式，所以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於是合作了一陣子的研究工作
。那時候我的思想以及學識很有限，曾經看過化學家除了用水溶液作實驗以外，有時候也把氨當作溶劑作研究，就是非水溶液的化學。那時候我就想可能鋇跟鍶被水分子包圍著，如果用酒精，因為酒精跟包圍的水分子作用不一樣，也許再用電解會分解得很快。
後來證明我做的實驗確實是很成功的。可是這小小的成功卻了給我很大的信心，研究只要全力以赴就會有結果。
大學四年，我除了作科學研究以外，也看了很多書，有些在當時還是禁書，像作家屠格涅夫，杜斯妥也夫斯基，巴金、魯迅的書，當然除了這些禁書以外，我也看了很多羅曼羅蘭寫的約翰克里司朵夫。
此外，也看一些政治經濟學基礎教材，有些硬的有些軟的，有些是形而上學的書，有些是歷史哲學的，的確看了很多書，所以大學這四年，雖然不能說自己有多大的學問，但是追求真理、努力探討、研究新東西的這種幹勁確實是非常充沛的。
發表第一篇論文…失望
我唸清華大學的時候，當時的原子科學研究所剛成立，我們是第四屆研究生，分為物理、化學跟核工三組。我跟另兩位同學在化學組，雖然我在化學組，但是我唸了很多與近代物理、核子物理有關的物理課，所以我也很喜歡物理，因此在清華的這幾年也唸了不少物理。不過到了研二的時候就要開始寫畢業論文，
那時候整個清大大概只有一位博士，因為沒有資深的老師而從海外邀請了一些學人，譬如從美國邀請一位學者來研究原子爐，從日本邀請一位學者來研究核化學，所以我就選擇了跟這位日本學者作研究。那時候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因為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反日的情緒很高，尤其是從大陸來的人，
因為日本在大陸的南京大屠殺作了許多殘忍的事情，所以反日的情緒很高。日本在台灣還沒有作得那麼壞，但是在大陸在韓國作得很壞，所以日本教授在做我們論文指導的時候，有很多人還是不太高興的。不過我們至少要讓這位日本教授知道的是，台灣的學生絕不比日本的學生差。
所以我們很努力也有很好的表現，果然他來了一個月之後就到處說，台灣的學生比日本的好，而且好很多。我跟他作化學研究工作的時候，選擇的題目是「北投石的研究」因為北投石有很多放射性的同位素，北投石是不溶解在酸鹼裡面的，
你如果要把它熔解的話，要在高溫的白金鋼鍋裡面，用碳酸鈉先把它高溫熔在一起之後，才能溶在鹽酸裡面，所以這位濱口教授就在實驗室裡教我們如何先把北投石研成粉末。但是我記得會經在「定量與分析」這本書中看過，如果化合物裡面有鉛，
在白金鋼鍋裡面是不行的，因為鉛跟白金和在一超會變成合金，所以應該先把鉛分析出來，才能做這個工作。
所以我站在旁邊跟這位日本教授說:「濱口教授你這麼做可能不對吧?應該要先把鉛析出來，也就是先放在鹽酸裡煮一天，析出硫酸鋇再作下一步實驗。」這位日本教授聽了很不高興，他老遠的從日本來指導這位學生，沒想到只上幾堂課，在實驗室裡教我們怎麼作實驗，眼前的小伙子馬上就告訴他說這樣做不對。他就不吭氣的在那裡花了三四天的功夫把這個分析的功夫做完，說這個硫酸鉛是百分之十七。
我看了一下這個白金鋼鍋，逭裡面有一圈是合金，而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後來我自己作，是百分之二十一他的百分之十七比我少了四個百分點，因為被白金吃掉了，變成一個圈，而這個白金鋼鍋也蹧蹋掉了。後來我寫我的碩士論文的時候，他已經回到日本，我寄到日本請他過目我的論文。他看了之後覺得我作得不錯應該發表在雜誌上，他就直接寄到一個雜誌社去發表。
但是等他登出來之後，我才發現他把我的百分之二十一改成百分之十七，這令我覺得非常失望，到現在為止還覺得自己第一篇發表在雜誌上的論文，它的數據是不對的，因為我的指導教授作實驗的方法不對，經過提醒之後他也不承認他的錯誤，逭確實是不好的。但是也讓我學到了一點：不管你將來成為多有名的教授，
還是要虛心的學習。
其實我在台灣的歲月裡，不論是在台大或是在清華作研究工作，情況都是相當辛苦的，因為我們從蒸餾水開始自備，很多藥劑、設備都要自己自備，常常晚上做到很晚，是繼續作呢?還是算了?反正作不出來?甚至週末吃過飯之後，
要選擇繼續作呢?還是去看電影?每次遇到這種時候我還是選擇繼續堅持下去，在這樣困難的環境裡奮鬥的確是有好處的。
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時候，一九六一一年當時柏克萊大學是學運鬧得最厲害的地方，他們主張言論自由並舉行很龐大的示威活動。當時我以一個外國學生的身分來看柏克萊的學生，為了理想而奮門的精神的確令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們為了理想為了正義願意付出很大的代價來參加這些活動，當然對我這個科學家來講，最好的事情是離開台灣，來到這沒有親戚、朋友的地方，只有我跟未婚妻兩個人在柏克萊，突然發現所有的時間都可以拿來做實驗，
這真是以前所沒有想像到的，以前在新竹在台北總有一些朋友來找你聊天，或是有一些婚喪喜慶的場面要參加。但是到加州大學的這幾年，才覺得自己是真正屬於實驗室，而不屬於社會的人。並在實驗室真正看到懂科學的人，許多教授真的是對學問懷著非常大的熱忱，
真的想走入未知的世界找些新的東西。所以我在柏克萊的那幾年的確是如魚得水一般，因為從柏克萊到現在為止，我相信一個人會一直堅持的東西，才是他真正要的東西，也才學得最快，所以他們堅信為了研究而學。所以我在柏克萊為了做研究而到機械工廠去學車床，關於電子方面的技術學了不少。
那一陣子我因為剛從台灣到美國，所以對很多事情的看法還很不習慣，例如我第一次實驗需用化學試劑，為了省十五塊美金，我花了一個週末的時間在實驗室用很繁複的手續把它做出來。祲拜一拿到教室教授看了覺得非常不可思讓，
我告訴他：「我在清華當研究生的時候，一個月拿的薪水就是這十五塊美金。所以一個週末我可以實你省十五塊美金，這不是很好嗎?」教授馬上就拍著我的肩膀踉我說:「我有很多錢，不要為我省這十五塊錢。」
做學問完全要靠自己
剛到美國的時候聽說化學界有四位很傑出的年輕人，其中一位在柏克萊，於是我在找指導教授的時候，決定要找這位教授做研究。可是他當時已經收了很多學生，
所以不鼓助我跟他做，於是我找了另一位MANHAN教授做，他曾寫過大學普通化學課本，跟他一起做研究確實是很不一樣，他給我一個題目之後，第一個月我還常常回到辦公室問他這個問題是這麼解決嗎?怎樣做比較好?他老是說：「遠哲，如果我知道的話，
早就解決了!我知道的話，為什麼要讓你來做呢?你自己想想吧:」所以我頭一個月很不習慣，問他什麼他都說不知道，我總覺得這個教授什麼都不懂似的。
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大徹悟，第一次是在中學生了一場大病之後，第二次則是在跟了這
位教授做了一個多月的實驗之後，我覺得人生沒有什麼是可依靠的，除了家裡的老婆以外，作學問完全是要靠自己解決。當然後來我也知道，當一個人做的研究工作是到世界的最前緣時，即將由已知走入未知的世界時，他的確是不曉得。所以我後來也在想，你如果跟一位老師做研究，你問了很多問題老師都說:「我怎麼曉得?」你要好好問清楚自己，這個老師是人懶惰，
所以什麼都不知道嗎?還是他的知識已經推到人類的最前緣，他知道什麼事情是知道的，什麼事惜是不知道的，而這些老師是好的老師。如果一個老師在剛開始的時候就叫你明天做這個，後天做那個，下個禮拜做這個，好像把你當他的兩隻手來用似的，那他可能就不是很好的指導教授。我跟他做了兩年多研究，解決了一些問題，有些事情原先的構想並不對，我們找到了新的實驗方法，兩年過去，
有一天他問我:「遠哲，你博士修完之後，
想做什麼?」我覺得跟他這兩年當中也沒學到什麼，博士論文只有七十多頁，都是一些靠自己摸索出來的東西，他只是簽個名就讓我拿到博士學位，於是想繼續留下來做一些博士後的研究。
在博士後的研究工作當中，我倒是學了不少東西，接觸了很多新的儀器、設備，好像轟轟烈烈的做了一陣子的研究工作。MANHAN教授從英國度假回來之後，我告訴他我還是想繼續到別的地方去做博士後的研究，他便鼓勵我說:「當初你不是想跟HERSHWARD教授做研究嗎?他現在已經到哈佛大學去了，你何不到哈佛大學去找他繼續做博士後的研究工作呢?」因此我便決定繼續到哈佛大學做研究。
這個儀器可能只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才做得出來
我到哈佛大學之後，才發現MANHAN教授常說的一句話:「我怎麼曉得?如果我知道的話早就解決啦!」使我面對所有的問題都想好好的探求，好好的解決，對我的將來的確是有很大的幫助。因為我到HERSHWARD教授的實驗室之後，看到他以前很多的學生，都是從柏克萊轉過去的很多學生，好像這幾年之內也並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因為老師什麼都知道，如果老師什麼都知道的話，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問老師，老師知道該怎麼做，而做出來的結果老師一下子就看出問題的關鍵在那裡，所以學生不必要知道得大多。
所以找到了哈佛大學之前，我也以為MANHAN教授沒有教我什麼，但是到了哈佛大學開始了研究工作之後，我才知道其實我學的東西要比他們多。不但在實驗的技巧上，而且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怎麼解決，所以我一到哈佛大學，HERSHWARD教授就說:「我們一直想用分子數的方法，暸解很多反應，但是我做了這麼多年，只能用鹼金屬作，總不能突破。
你在柏克萊做了很多很好的研究工作，也許你有辦法解決這個困難。」
我回答HERSHWARD教授說:「好啊!我就做。」那一陣子，很有趣的，HERSHWARD教授指定了三位研究生跟我一起做，有一位研究生從早上八點鐘跟我做到十二點鐘，十二點鐘我開始設計新的設備，儀器，想做一些真的是沒有人做過的研究。晚上吃飽飯以後再看早上做的同學做得怎麼樣，就這樣非常忙碌的過了一陣子。那個時候我計劃跟HERSHWARD教授做一年半，與跟MANHAN教授做一年半的博士後研究加起來是三年，我覺得這樣也許夠了。
因為當時我做的儀器很複雜，如果想在一年半做完研究的話，這個儀器一定要在一年之內做好，才能有半年的時間做實嶮，才會有些結果。不然做了一半離開，這是不行的。所以那一陣子，我就花一個月的時間，把要做的儀器大致的情形都設計好了，拿給HERSHWARD教授看說我想作這樣一個儀器。他看了半天總是看不懂，因為這個儀器很複雜。他們常常說這個儀器可能只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才能做得出來。很興奮的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事情，在哈佛大學的這一年半的時間裡面，我很努力的作研究，在外面跟很多學生作了不同的研究也設計了一些新的儀器。
到了一年半快結束的時候，我跟HERSHWARD教授說我已經可以離開，開始獨當一面的做研究工作，找一份教職。但是HERSHWARD教授不讓我走，他說：「你做得這麼好不應該從助教授開始，你應該是從有永久職位的副教授開始。」所以他要我再留一年，再開始找永久的副教授一職。
但是實驗室的其他人覺得這樣不對，我應該從助教授開始好好的做，這樣可能對自己比較好。
二年內從助教授升為正教授
HERSHWARD教授仍然沒有介紹教職給我，到了三月的某一天，我跟MANHAN教授說:「HERSHWARD教授好像不喜歡我離開他，他也不介紹那個學校在找人。」
MANHAN教授說:「我聽說科羅拉多的Boulder大學好像在找人，你如果有興趣的話就去試試看。」所以我就到Bouler大學去，三月已經很晚了，可是真的還有一個教職缺，並接受我的求職。在我幾乎要到Boulder大學的時候，就接到芝加哥大學打來的電話，說他們也在找人問我是否有興趣。我到芝加哥大學看了之後，
就決定到這所大學去。
在芝加哥大學的這兩年，因為我過去幾年做的博士後的研究，都是一些有創見、有創新的東西，因此倒是有很大的自信心。在做了兩年的研究工作以後，第二年的夏天有CONFERENCE，我被邀演講，因為我的實驗室做出很多別人想做卻做不出來的事，所以有人曾問我說:「遠哲，晚上你在街上走路，難道你不怕嗎?」我起初也不暸解這是什麼意思，他說:「很多在同一個領域競爭的人，快要因此而失去他們的職業了。
很多人以為做了好幾年已經可以升副教授，但是跟你的工作一比，可能他們升不到副教授就要離開學校了。
所以你晚上出去走路還是小心一點的好。」他這麼一說，我才想到很多東西是相對的，不過那一年我在那個研討會上有三次演講的機會，講了三種不一樣的東西，倒是非常轟動。
所以那個會開完之後，很多教授就說很不公平，說李遠哲為什麼還是助教授?學校就馬上把我升等為副教授，再過一年就把我升為正教授。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在美國的社會裡面，我從來不斤斤計較這些東西，反而是別人一直在說應該怎麼樣應該怎麼樣。
不過我在芝加哥總覺得那裡的氣候太冷，冬天常下大雪，出門要把車子從雪裡頭鏟出來，有時引擎還發不動，害得我得跑著去上課，常摔得頭上很多污泥到課堂上課。這時剛好加州的柏克萊大學問我有無意願回去任教，我就答應了，於是又回到風光明媚的加州。
真的拿了諾貝爾獎!
也許是那一陣子我要離開芝加哥大學的時候，有一位西北大學的教授會經提到過在芝加哥大學有一位年經的教授做得很不錯的，說他要回到柏克萊大學。有一位就問西北大學為什麼不請我去呢?其中有一位教授還說，他可能以後會得諾貝爾獎的。
其實我並不曉得這麼一回事，但因為他這麼一句話，就有傳言傳回台灣，我母親聽到了這個消息說，她那個很愛打球很愛玩的小孩，有可能得到諾貝爾獎，我跟我母親說:「不會的，不可能的，不會有這種事的。」所以我每次回來的時候她都問我說:「你為什麼還沒有得諾貝爾獎?」我就說:「這種事情是別人說著玩的，你怎麼把它當真呢?」我記得一九八五年我回來的時候，還告訴我母親說:「要得諾貝爾獎是不太可能的。做研究最大的樂趣在於發現新的東西，尤其是跟學生在一起做實驗，知道這是世界上沒有人作，只有我們在做，那種感覺是很高興的。」但是沒想到第二年我竟然真的拿了諾貝爾獎，我母親還很不高興的跟我說:「我去年問你的時候，你還說不可能，
為什麼今年就拿到了呢?」我就說:「我怎麼曉得?我是真的不曉得的。」其實那個時候也有很多人問我說是不是步步為營，要成為一個很有名的科學家，或拿諾貝爾獎呢?沒有這回事，我真的希望能做一個很好的科學家，然後為人群社會做一點事。當然我年輕的時候經過高一的大徹大悟，倒是一個很有理想的人，在高中的時候把這個個人英雄主義都洗得非常乾淨，大家合作努力攜手邁進，這些想法倒是很徹底的。到台大的時候除了希望能成為一個很好的科學家之外，還希望能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好好努力改造我們的社會，這些想法到目前為止還是非常深刻的。
在戰亂中誕生，對社會、國家或整個人類的將來，有較深刻的思索，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談到這裡，如果回想起這輩子自己曾經走過的路，可以做一些總結。
第一是，我是在戰亂中誕生的。
社會的變遷使我非常早熟，對於社會、國家或整個人類的將來，確實有比較深刻的思索，到現在也沒有什麼兩樣。另外，我年輕的時候不太暸解到父母親對我的幫助有多大，但是年紀愈大歷經許多世事之後，
再回想到年邁的父母，其實他們為子女所做的貢獻跟榜樣，確實對我產生很深遠的影響。我從來沒有看到我父親懶散過，他真的很努力。我非常努力做事，但比起我父親來講我想我還沒有他那麼努力，我還是比較貪玩，他喜歡動手做些創造的工作，對我後來的影響是很深的。也想到國小五六年級的時候，打少棒、乒乓球比賽，我都參加過全省的比賽，還代表新竹縣拿過全省第一。
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因為盟軍的轟炸而沒有上課，可是到了三四年級我就很努力的學了國語、台語，以前我只學了日語，因此那時候也學了很多東西;到了五六年級的時候又忙著打球，所以在美國的時候有人問起:「李教授你的表現很不錯，你的小學教育一定是很好。」我說沒有錯，小學沒唸書的兩年是在山上農村過的生活，我想我小學過得最有意義的可能就是這兩年了。
後來在打少棒或打乒乓比賽的時候，鍛練了很好的身體，跟大家團隊合作做的這些事情，都是很好的事。所以我現在努力推動教育改革，我一直說我們小學生的課業負擔太重，是全世界量重的，其實這是沒有用的。就舉我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我小學真正在唸書的只有兩年，但是學到一些精緻的東西就已經夠了。不過我一直覺得如果沒有經歷過高中那一場大病，使我大徹大悟人生要過得有意義的話，我想直到高中我還是瘋狂的打球，成績或許還不錯，但人生就不會過得這麼紮實而有意義。後來在大學的這幾年，我點點滴滴努力學習的好像化學物理學程這樣的東西，也是因為受到張昭鼎學長的刺激和鼓肋，及其他師長如物理系鄭柏昆教授的一些鼓勵，大家一起奮鬥更是學了很多東西。
培養許多傑出科學家…特別是女科學家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你覺得最驕傲的是什麼?我覺得最驕傲的並不是得過什麼獎，而是我培養出不少傑出的下一代的科學家。你如果到美國比較有名的大學，像加州理工學院、柏克萊大學、康乃爾大學、哥倫比亞大學、芝加哥大學，都有我的學生，他們在化學物理領域都表現得不錯，特別是女科學家。
我成為化學科學家，多多少少受到居禮夫人的影響，所以找也一直相信凡是男生能做的女生都能做，有時候還作得更好．所以我的實驗室培養出很多表現不錯的女科學家。因此我還有一點可以踉美國的物理化學教授比的是，誰的實驗室堷養的女教授最多，這點我覺得很驕傲。目前世界各地如歐洲、日本、大陸都有很多人在我的實驗室作過研究。
不過我一生中覺得最高興的是，跟學生一起享受研究與發現的樂趣。在實驗室裡面工作，大家都很努力、很辛苦，其實說辛苦也不完全對，實驗室裡在進行的是非常有趣的事，我們研究組的人因為知道自己所做的事大家都眼睜睜的在看，我們所做的事正往未知的世界裡一步一步前進。學生們也覺得興奮，知道他們所做的研究工作正受到世人的注目。曾有一位挪威來的教授，在離開之後的一個聖誕節寫信給我，說他在柏克萊大學的這幾年，非常感謝我的是，我讓他有機會跟同學在一起享受研究科學的樂趣。
我們常常做實驗作到深更半夜，有時候禮拜六禮拜天也在作研究工作，並不是我們有工作狂，即使是熱愛打棒球如我，還是覺得在實驗室裡所發現的樂趣要比在外面打棒球來得大，也就是這股對科學的熱忱讓我們努力下來。但是相反的我也會告訴這些學科學的人。
如果你對科學沒有很大的熱忱，那麼這將是你很大的負擔。你如果作科學研究只是想成名或得到什麼獎的話，我想大半是不會成功的。大半成功的人都是對科學真正有熱忱的人。
從學術界投入社會服務
在美國的這幾年，我除了在學術界有很多接觸以外，當然到後來慢慢的走到社會上，作了很多科學政策，科學教育有關的工作，在美國能源部部長的顧問會裡面，或者是加州理工學院的董事會或很多加州的其他會議裡面，我不但很努力的做出一些貢獻，也學了不少事，也瞭解到很多美國社會裡面奇奇怪怪的東西。
在我結束我的談話之前，我可以告訴各位一個有趣的小故事，一九八四年的春天，我的實驗室裡面有一天接到白宮的電話:「李教授，雷根總統希望在林肯紀念日能夠邀請一些科學家以及工程師一起吃午餐，你來嗎?」因為還未曾有機會到白宮去看看，所以我便答應了。那天我就一個人搭飛機到華盛頓白宮趕吃午餐。進到了白宮之後就被安排到一個座位，坐在我左邊的是一位MICHAELDEVER，當時我真的很無知，竟然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後來我才曉得這個人是掌管白宮一切家務事的chiefstaff。
他請我坐下來之後，我看到雷根總統坐在隔壁的桌子，他就開始問．「李教授，你從那裡來的?」我就說是從柏克萊加州大學來的。我講這幾個字的時候好像不是那麼理直氣壯，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雷根總統在加州當州長的時候，曾經說他一定不會到柏克萊人民共和國來，因為他總把學生的示威遊行運動當作是一種人民共和國的代表。
雷根總統很會說話，他那天講了很多讓大家心裡覺得很溫暖的話，並在離席前表示：「你們以為我作總統，國家的很多事情都是我在掌管的。但是你們一定不曉得，我每天一覺醒來我的助理就給我一張行程表，每十五分鐘都有事倩要做。現在是兩點鐘，我要去見童子軍，大家再見!」他的助理MICHAEL DEVER就一直笑，之後他還講了很多有趣的事，今天我在這裡就不多作描述了。
長江後浪推前浪，希望同學們再接再勵!
我後來在美國作社會服務的工作時，也曾經碰到一些問題的。聯邦政府希望我作學界的代表為政府做一些事，我在能源部擔任顧問的時候，有一些會是跟原子彈有關的。
但是我不願意參與這方面的工作，因為參加成員要先通過他們的安全調查，我是通過了沒問題。
但是我在簽約的時候看到，我出入美國的邊國界就會很不方便，因此我沒有簽。所以能源部部長會議的時候，每次到了第二天下午談到核子武器的時候，我就去參觀博物館，所以那一陣子我是看了華盛頓很多博物館。過了幾年後，布希當選總統，一直要我擔任總統任命的職務。
我說總統任命的職務如果是專職的話，我不幹;如果是在加州大學當教授，每個月去兩趟華盛頓，我願意考慮。後來他們做過調查知到我常常到台灣來，所以就問起我的loyalty在那裡?你是效忠美國還是效忠台灣?當他們問及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就拒絕了他們，我說再過兩年我就回台灣去了。
後來我真的是放棄了美國的國籍，回到台灣來。這輩子我已經過了一大半，如果回想這一年子，我並不後悔，但是我也覺得年輕時的理想，希望能為社會為人群作些貢獻，覺得做出的貢獻倒是不多。
今後盼望的就是，能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工作，改造我們的社會，希望我們的社會變得更好，這也是我現在跟很多人在一起努力的，這也是我為什麼做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
人的生命是很短暫的，長江後浪推前浪，看到年輕的各位，我希望年輕的同學們再接再勵，能夠把台灣變成美好的地方，能把整個地球變成沒有戰爭、沒有飢荒，大家都能夠安安樂樂生活的好地球。
我希望到了下個世紀，人類已經學會一起團結奮門而創造人類的新紀元。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到下個世紀中葉看到我們的地球確實變成一個地球村，大家學會互相幫助，已經不需要所謂的國防經費，你如果看到這個現象的話，請寫E-MAIL給我，我可能在宇宙的某個地方。謝謝各位!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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